■侯祥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清华大学院系调整，石油管理总局与清华大学协商，决定停办燃料研究室，把专职科研人员调往中国科学院大连工业化学研究所。大连工业化学研究所的前身是日本人留下的一个研究机构（原属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据说曾是东亚条件最好的炼油科研所。解放后，东北工业部起初在长春成立了一个东北科学研究所，并在日本人留下的这个科研所的基础上成立了大连分所。不久，东北研究所和大连分所分别改名为中国科学院长春应化所、大连工业化学研究所。

　　我属于燃料工业部，应当去大连，但当时我刚接手民盟清华区分部的工作时间不长，组织不想让我走，我也很想进一步把这项工作做好，曾想能不能不去大连呢？后来，时任石油管理总局副局长的刘放对我说，这是组织调动。我也就二话没说，去了大连。我是12月份去的，作为燃料工业部派出的代表，负责组织大连工业化学研究所的炼油科研工作。从清华燃料研究室过来的还有杨廉平、郑世耀等十几位同志。

　　石油管理总局曾于1950年开始在北京筹备成立石油研究所，由陈庆宁负责筹备工作，当时安排了一些大学毕业生过来工作。但这个所一无地盘，二无实验室和办公室，总局与中国科学院协商，决定派朱惟雄、惠晓霞、叶祖衡、梁国培、虞鸿范、韩长宁、李昌龄等几位大学毕业生去大连工业化学研究所，带队负责人是梁国培。他们一到那里，很快就开始了研究试验工作。后来，因国家财政困难，在北京筹建石油研究所的工作就此停止。所以，1951年陈庆宁也从石油管理总局到大连去了。既然北京建所已不可能，石油管理总局为了加强大连的科研力量，又从玉门石油管理局调去范希孟、卢明道、严可居、闾丘禔均等一批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在我去之前，范希孟研究员作为石油管理总局的代表，负责组织在大连进行炼油科研工作。1951年分配到石油管理总局的大学毕业生张寿增、施焯善、华慧珍等也去了大连。

　　那时的大连工业化学研究所真是人才济济。石油管理总局把科技人才储备在那里，在科研工作中进行培养和锻炼，为将来燃料工业部建立自己的科研机构打下了基础。

　　我到大连后，去大连市委组织部报到。组织部的同志很高兴有个做民主党派工作的地下党员到那里工作，就把我转给统战部。时任统战部部长的张志诚很欢迎我，同我商讨如何团结进步人士、发展民主党派。因此，我在那里也搞了一些统战工作，在研究所发展了一些民盟盟员，成立了组织。

　　张大煜（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时，他也是首批学部委员）所长很欢迎我的到来。所里有个高级汽油研究室，室主任叫彭少逸（后来是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正要随中国科学院的代表团访问苏联，张大煜就让我代理室主任。我的正式职务是石油管理总局代表，也兼研究员和室主任。

　　在高级汽油研究室，我带来一个项目，原是李范一提出来的，叫悬浮催化裂化，即在加热炉的炉管里直接放催化剂，与进料混合，在加热过程中进行反应，不另设反应器。我筹备了很久，因为找不到合适的炉管，我又调到沈阳工作，因此，这个项目没有正式开展起来。

　　解放初期，中国科学院很重视应用研究，重视科研成果的工业化。当时，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搞出了一些工业应用的成果。张大煜所长也很重视科研成果工业化，所以这个所搞的许多项目后来都用上了，出了一些工业应用的成果，其中一个项目是从直链烷烃通过催化剂脱氢，把正庚烷环化制成甲苯。甲苯是做TNT炸药的原料，原先主要从炼焦炉的煤焦油里提炼。那时，中国科学院有位管军工项目的同志钱志道（学部委员），他对此很感兴趣。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仍在进行，前线需要大量炸药，苯来源紧缺，钱志道因此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同我商量如何搞工业生产。我说石油六厂用水煤气合成出来的油，都是直链烷烃，用七碳烃做环化原料很好，可以在那里搞甲苯工业化生产。因为设备基本都是成熟的，安装、调试、开工，施工很快，顺利投入运转。1954年，一套年产2000吨甲苯的装置就全部建成了。这是我们自己研究开发、设计建立的第一套工业装置，其增强了我们自己研究设计、自己开发建设工业装置的信心。

　　在大连所开展的研究项目还有原油评价、原油脱盐脱水、催化裂化、催化重整、尿素脱蜡、石油加工流程研究及催化剂（如磷酸叠合催化剂）、费托法水煤气合成及催化剂、煤和油页岩低温干馏、煤焦油加氢、页岩油加氢、润滑油添加剂、馏分油和气体分析、石油产品规格的制定等。一些项目经过进一步研究，后来在工业生产中得到应用，也为20世纪60年代“五朵金花”炼油技术的成功开发，打下了一些很好的基础。

　　应该说，那时大连所一方面为炼油科技事业做了一些开拓工作，另一方面培养了炼油科技队伍，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存浩等搞费托法合成，陈庆宁搞脱盐脱水，陈庆宁还与严可居、张寿增等搞原油评价和尿素脱蜡，中国科学院院士郭燮贤一直搞炼油催化剂研究，闾丘禔均搞润滑油及添加剂研究。至于催化重整及铂重整催化剂研究，彭少逸、萧光琰、郭燮贤等都是主力。这些人后来分别成为大连石油工业研究所和石油科学研究院科研工作的中坚力量。

　　1949年，世界上第一套固定床单铂催化重整装置在美国问世。应用这种工艺可生产芳烃和高辛烷值汽油。1950年，旅美科学家萧光琰回国，带回一些炼油科技资料，其中就包括铂重整催化剂制备的材料。当时世界上都在搞铂重整，萧光琰建议开展铂重整催化剂研究，大连所已经在搞钼重整，因此对搞铂重整，有些人持不同意见。因为中国钼多铂少，钼的价格便宜，而铂很昂贵，需要进口。从工艺上来说，钼重整水平低，钼的产品收率也低，我赞成搞铂重整。经过多次讨论，终于确定了搞铂重整项目。在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实验室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后来，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筹建处成立后，接着进行铂重整中间放大试验，也很成功。到20世纪60年代前期，建成了大型工业生产装置，成为“五朵金花”新技术之一。

　　当时中国科学院鼓励搞科研成果工业化应用的研究，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和大连工业化学研究所都作出了一些在工业上得到应用的成果。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院长、物理学家严济慈对两所的工作很欣赏，曾于1953年下半年组织人员总结两所的经验，探讨科学研究工作如何密切联系生产实际以及怎样实现科研成果工业化转化。

　　大连工业化学研究所后来两易其名，1954年更名为大连石油研究所，后来改名为现在的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摘录自《我与石油有缘——侯祥麟自述》一书，标题是编者所加。）

　　作者简介：

　　侯祥麟（1912.4—2008.12），男，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1952—1954年在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工作，曾任国家石油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