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晨阳

　　履职第二年，全国政协委员刘中民带来了两份提案。一份关于能源体系，一份关于东北振兴。看似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却都是围绕创新机制问题。

　　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连化物所）所长，刘中民多年致力于洁净能源技术的开发及产业化。他在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表示，以科技创新促进国家能源新体系构建，需要尽快推动能源领域国家实验室落地。

　　“受体制机制所限，目前我们的科研机构没有形成成套技术的能力。科研与产业发展‘两张皮’的现象始终存在。”刘中民说，“我们需要全新的、从顶层设计出发的科研组织机构，将原始创新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中国科学报》：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为何在能源领域尤为重要呢？

　　刘中民：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首次将我国的能源问题提到了“革命”的高度，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推进绿色发展，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打赢蓝天保卫战。

　　能源领域的科技创新具有多学科交叉、风险大、长期性、技术难度高等特点，需要国家集中力量，统筹规划。我建议，应当以能源领域国家实验室为引领，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聚焦能源领域重大科技问题，进行全链条贯通式研究，发挥引领、示范、带动作用，系统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能效。

　　《中国科学报》：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提及建立国家实验室，您怎么看待国家实验室在中国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和角色？

　　刘中民：我眼中的国家实验室，是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核心载体，是长期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力量，是引领我国科技的“航空母舰”。

　　我们应紧密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整合全国科技创新资源，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建成具有国家使命和担当的国家实验室。

　　我个人理解，国家实验室侧重于加强学科布局和发展方向的顶层设计，以满足国家战略需求为使命，着力提升战略定位，主动站在国家层面谋划发展，提出新概念和思想；多学科协同攻关，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从事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直到工程放大和系统集成的全链条贯通式研究；培育和提高解决重大科技问题、提供系统解决方案的能力，具备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

　　国家实验室不仅要在重大科技前沿和战略高技术领域积极创新，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国际合作，也应该在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科学报》：国家实验室的体制机制探索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我国的国家实验室在体制机制，以及人事、经费等具体方面面临哪些挑战？又该如何破解？

　　刘中民：目前，我国创新体系各单元发展迅速，但功能定位界定不清，缺乏核心竞争力。同质化发展、重复分散、条块分割、多学科交叉能力较弱的问题日益凸显。基础前沿领域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脱节现象仍比较严重。国家实验室在筹建过程中要加强顶层设计，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以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部署重大科技项目，突破传统研究所的机制体制框架束缚，提供总体解决方案。

　　各个创新单元优势互补合作也是需要重点解决的机制问题。目前，各单元形成合力是困难的，甚至一个单位之内各个研究团队都难以开展合作，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既要发挥合作的优势，又不能限制或削弱相关研究单元的发展，需要大胆进行体制机制的探索。

　　另外，如何把能源领域的最优秀人员集中在国家实验室开展工作，也是当前急需思考的问题。可考虑在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的管理方式下，采用跨法人单位的“人员双聘”，根据“双聘”人员承担任务情况，对取得突出成绩的人员给予相应待遇支持，调动人员的积极性。

　　《中国科学报》：发达国家已建成一批高水平的国家实验室，为何不能照搬它们的模式？

　　刘中民：除美国的国家实验室外，德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也都有类似国家实验室的建制。虽然它们的模式各不相同，但这些实验室大都建立多年，其自身也正处于谋求改革的关键时期。

　　特别是大数据和网络通讯的发展，为科技合作提供了崭新的形式和平台。老的国家实验室建制已经不再适应新时代的合作模式。现在建设国家实验室，必须重新探索既发挥中国体制优势，也适应时代发展的体制机制。

　　《中国科学报》：国家实验室应当怎样发挥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等优势？怎样与高校和企业的优势资源协同整合，发挥出最大的引领作用？

　　刘中民：首先，国家实验室本身的学科和方向设置既要围绕重大任务展开，又要强调学科及交叉，考虑形成综合研究优势的可能性。

　　同时，国家实验室应该是开放的，以国家重大项目为牵引，调动不同单位（包括高校、科研院所）不同学科人员开展综合研究。需要打破板块壁垒和单位之间的藩篱，充分发挥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在原理创新、方法创新、技术创新等方面的作用，同时充分释放国家政策红利，激励技术成果转移转化，引导企业、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投入到放大和示范工程建设中，促进大规模、系统性的技术示范落地。

　　需要通过重大项目的实施，探索建立从基础研究到规模应用全链条的科技和利益衔接与激励机制。

　　《中国科学报》：近日《自然》发表一项研究成果称：“大型科研团队多在较为成熟的前沿领域做成长性的工作，而独立科学家或小型团队往往专注于尚不成熟的前沿领域和真正的颠覆性创新。”这是否意味着，像国家实验室这样的“超大型”科研组织模式反而不利于原始创新？

　　刘中民：我第一时间看到了这篇论文。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很有意义，促使大家思考如何组织研究。但令我担心的是，该文一经发表就有部分学者直接引用其结论，开始质疑我们科研组织的合理性，为小团队叫屈。这种对国际著名杂志的文章及其结论深信不疑的现象，值得警惕。

　　我个人并不完全赞同其研究结论。近期，我看到科学网的一篇博文：《自然》“小团队”VS“大团队”论文的误导性分析。他指出，基于完全相同的数据，使用不同的统计指标，就可以得出“大团队比小团队更有创造性”和“小团队比大团队更有创造性”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看来这篇文章的结论有待商榷。

　　历史上，做出举世瞩目创新成果的大、小团队都很多。创新与团队大小无关，与团队的创新精神有关。的确，原始性、颠覆性创新思想大多来源于研究者个体，验证新概念也不需要很多人，但从新概念走向新技术和新产品，却一定需要合作，也更多靠大团队内部的合作完成。

　　我们需要开展广泛的探索，更需要将新概念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现阶段，我国的科研探索很多，能够走向实用的却很少，科研与产业发展“两张皮”的现象仍急需改变。